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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流轉熱背後新千年一號文件轉向強調三農
??三周前一天的晚飯時刻，在玉淵潭公園附近一個僻靜小區的三層小樓裡，每每談到起草中央“一號文件”的一些細節，裹著保暖棉衣、頭發花白的段應碧就會時不時停下來哈哈笑一下，盡管有些低燒，但這並不妨礙他思路清晰地回憶當年。
??而在窗外，自從去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下稱《意見》)，圍繞2015年“一號文件”的猜測已經持續瞭兩個多月。
??段應碧與“一號文件”乃至農地流轉有何關系？1982年中央發佈第一份涉農“一號文件”，當時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段應碧便是起草者之一，而這份文件就有關農地流轉。
??時間回溯至1982年元旦，中共桃園市銀行信貸流程中央“一號文件”發佈，明確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或大包幹都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自此，農地“由統到分”的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以在全國推行。
??再至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度涉農，此後一直持續至今。去年《意見》印發，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比之1982年農地“由統到分”，30多年後，中國農地流轉開始“由分到統”轉向。
??如此時刻，身為最早相關涉農“一號文件”起草者如何看這些年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涉農“一號文件”與2004年後的有何不同？日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瞭包括段應碧在內的6位“一號文件”起草者。
??農地“由統到分”
??回憶起1982年的“一號文件”，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將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寫入到文件中，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有關它們的爭議和討論，早在1978年就開始瞭。
??段應碧表示，盡管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瞭兩個農業文件，但其中提出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幹，不許包產到戶，但“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瞭聯產到勞和聯產計酬，這是個大進步”，段應碧說。
??進一步的變化發生在1979年，據多位受訪者回憶，當年3月，國傢農委召開瞭一個七省三縣負責同志座談會，後來中央發瞭有關會談紀要的“31號文”，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山區單門獨戶可以搞包產到戶。
??再至下半年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的“37號文”，“開瞭個口子，把兩個‘不許’改瞭一個，原來是不許包產到戶，改成不要包產到戶。”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前司長郭書田對本報記者說。
??即便如此，1980年有關“包產到戶”的爭論依然激烈。據郭書田回憶，在當年9月的省市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黑龍江省委書記和貴州省委書記就發生瞭很尖銳的對話。
??“黑龍江省委書記說，我這個地方是地多人少，機械化程度高，為什麼要搞包產到戶，搞包產到戶還要不要搞機械化瞭，堅決反對；貴州的省委書記說，我這是山區，我窮得要命，我這裡什麼都沒有，不搞包產到戶，就是餓肚子。誰也說服不瞭誰。”郭書田說。
??但上述書記座談會最終仍形成瞭“75號文”，段應碧表示，文件中講瞭三條，分三種情況，好的地方不要搞，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其他地方搞聯產承包。“這就放瞭一個大口子，到1981年，除瞭一些發達地方，很多地方都搞瞭。”
??1982年的“一號文件”起草於1981年。“起草主要是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帶頭的是杜潤生，發展組在研究室下面，陳錫文、周其仁、杜鷹都是發展組中的新生力量。”郭書田說，“文件先是拿出一個初稿，然後召開農村工作會議預備會，除瞭北京農研室，還有各個省市的相關負責人參加，共同討論修改，然後召開正式的農村工作會議。”
??時任農村政策研究室聯絡室主任的盧文對本報記者透露，當時一共分為五組三室，起草“一號文件”的主要執筆人為二組體制組組長張雲千，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段應碧和黃道霞分別為第五組流通金融組和第四組上層建築組的組長。
??段應碧表示，上世紀80年代的文件不是關門搞的，那時候上半年就跑地方調研，到9月左右開始開座談會、討論會，允許有不同的爭論，包產到戶是個什麼性質，是權宜之計還是長久之計，是一個大爭論。
??“張雲千寫這個稿子，不知道要反復改動多少次，吵來吵去，修改多少遍，他說他每次寫稿，一個文件出來以後，他就要進醫院，他最初有胃病，但不註意，最後心臟病死瞭。”盧文說，“張雲千寫瞭五個‘一號文件’，提筆起草不斷修改，然後劉堪(杜潤生副手，時任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專門來改文章，最後有兩個把關人，杜(潤生)老是其中之一。”
??“因為存在意見的分歧，有時候爭論得很厲害，大傢會拍桌子。”盧文回憶說。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是1981年年底開的，後來發文件，1982年正好就發瞭個一號文件。”段應碧說，後來高層領導說，“一號文件”反響很強烈，雖然沒說每年搞一個，但後來一下子發瞭5個。
??新千年“一號文件”轉向
??在1982年～1986年連續發佈5個涉農中央“一號文件”後，直至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促進農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下發，“一號文件”再次涉農，並一直延續至今。
??為何直至2004年“一號文件”方才重提農業？先後參與上世紀80年代五個“一號文件”和2004年“一號文件”起草的中央黨校教授張虎林對本報記者解釋說，1986年後有這麼個認識，改革從農村開始，基本問題解決瞭，重要問題在城市，所以中心轉到城市瞭。
??“經過前些年的發展，積累下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制約發展的不是城市問題，還是農村問題，農村問題不解決，經濟發展不起來。”張虎林說，由此，1998年他成立瞭中央黨校三農研究中心，並首提“三農”是個整體問題，政策必須向“三農”傾斜。
??作為近年來連續參與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的小組成員，農業部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宋洪遠也對本報記者表示，所有的文件都是本著問題導向，出發點是為瞭解決問題。
??“之所以重拾‘一號文件’的傳統，原因在於當時農業生產環境的惡化，從2000年到2003年糧食出現瞭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大減產。農民收入從1996年到2002年，都在低速徘徊。”宋洪遠說。
??在張虎林看來，新千年的“一號文件”與過去的不同之處在於，上世紀80年代更強調產量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繁榮，新千年則強調“三農”重中之重的地位。“更註重生產力的發展，沒有註意生產關系的變化，這是一個弱化。”
??“本來生產關系是以傢庭承包為基礎，雙層經營相結合，這是集體經營優越性和個體經營優越性的相結合，但現在隻有一方面(個體經營)的優越性，這是影響這些年農村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問題。”張虎林說。
??事實上，梳理新千年11年來的“一號文件”，本報記者發現，最近幾年，“一號文件”也在悄然向生產關系轉向，而“適度規模經營”，在《意見》下發之前，早在2013年便已出現在“一號文件”裡。當年“一號文件”的亮點，就在於提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傢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盡管在一些受訪者看來，新千年的“一號文件”更多的是“自上而下”，而非上世紀80年代“自下而上”推動，但從2013年“傢庭農場”和“適度規模經營”被寫入“一號文件”來看，依然有著上世紀80年代的影子。
??據新華社報道，“傢庭農場”首次出現在“一號文件”中並非偶然，而是有上海松江、湖北武漢、浙江寧波等地的基層試驗。
??以上海松江為例，本報記者連續兩年在當地的調查顯示，早在2007年，松江區便已開始瞭傢庭農場試驗，並嘗試通過村委會，在村集體組織內適度規模流轉。
??本報記者此前在松江采訪發現，至2012年7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部等18個部委已聯合對農業經營體制等問題進行全國調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下稱“國研中心農村部”)的調查地點就在松江。
??當時受訪的松江泖港鎮胡光村村民楊玉華對本報記者表示，國研中心農村部調研組要看原始數據，以至於他拿出瞭一本記在臺歷上的賬本，當地一位官員對本報記者透露，為期一周的調研，除瞭密集和農民交談，回來還要開村、區、農委多層面的座談會。
??而在本報記者獲得的國研中心農村部長達25頁的內部報告中，適度規模經營被加黑處理——“我國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及大城市郊區，已經具備實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而今天被熱議的“保障承包權、分離經營權”，當時也已出現在報告中。
??此外，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到，“各地區各部門要明確職責分工，加強監督檢查，實施績效評價，開展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執行情況‘回頭看’，確保不折不扣落到實處。”賣房子信貸年息借貸增貸轉貸
??“這兩句話是總書記親自用筆加上去的。”宋洪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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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15-01-30/073459667098793927443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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